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伟大的起点

发布时间:2021-03-30 15:44 来源:学习时报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于31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31日上午,习近平等一下飞机,就来到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这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1952年9月修复并对外开放,在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中庄严肃穆。96年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成立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等在兴业路下车后,步行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曾3次到这里。在这里,习近平首先瞻仰了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这个18平方米的房间按照当年会议场景复原布置。习近平久久凝视,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当天下午,习近平等从上海乘火车来到浙江嘉兴市,继续追寻中共一大足迹。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红船由此得名并名扬天下。


微风习习、清波荡漾的南湖,下午4时40分许迎来了习近平一行。习近平等走到湖边,瞻仰红船,详细了解利用红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情况。习近平指出,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离开南湖,习近平等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这座纪念馆2006年6月28日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奠基,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落成开放。


纪念馆圆形序厅里,精美的红船雕塑栩栩如生,硕大的镰刀锤头图案鲜艳夺目,二者交相辉映,寓意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习近平等由此进入以“开天辟地”为主题的展厅,先后参观了“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专题展览。这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印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貌。习近平不时同其他常委同志交流。习近平表示,从纪念馆奠基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落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以偿了,确实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这次集体出行,目的是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习近平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1921年7月23日,一群原本散落在五湖四海的中国人,因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经过艰苦辗转的旅途,抵达上海,聚到一起。他们就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中,年龄最长的45岁,最年轻的仅19岁,平均年龄28岁。这些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两个中心,北方以李大钊为首,南方以陈独秀为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实际上,上海党组织的创建犹在北京之前。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1917年去北京大学任教,但囿于人事纷争,1920年初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陈独秀团结了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等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以《新青年》《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为媒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等是重要成员。这些知识分子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切磋,思想越来越具有一致性。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在一起,组织的萌芽正在形成。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应该说,相较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方面的人员队伍更强大一些,如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年岁也比北京的学生党员稍长一些。因此,上海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之一。


(二)


上海、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马列主义依靠组织的力量,逐步向外围辐射,武汉、长沙、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青年纷纷受到熏陶。时代需要思想,年轻人需要指引,马克思主义在军阀混战、众人彷徨无措之时被引进中国,可谓恰逢其时。人们很快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事,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冒出尖尖角。


1920年冬天,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等是最早成员。有了组织,就等于有了斗争的武器。毛泽东的政治才华,正是通过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得到初步展现。当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经验领导他们。当时年轻的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更为关键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国内先后有六个省市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这些党的早期组织相隔较远,成员分布在五湖四海,但抛弃资本主义,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却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三)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党,既是组织发展的需要,也是实践的迫切要求。1921年3月,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按:指共产党)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的呼吁和期待,恰好与共产国际的意图相合。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全国性政党。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帮助建立统一的共产党。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各地代表接信后,都很兴奋。毛泽东是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启程,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没有让亲朋好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圆圈代意。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大会在当日开幕,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幢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经过漫长的旅途,终于聚到一起。对代表们而言,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毕竟,很多伟大事物在诞生之初,都容易被忽略、被轻视。只有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才会深切地知道,1921年7月23日——那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子里,中国命运已经开始被悄悄改写。


大会开幕当日,首先拟定议事日程,主要有两点,第一,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第二,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中共一大召开前,事先并没有准备任何纲领文件,所以起草工作全部在会议途中进行。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代表们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专门进行此项工作。因此,这两天没有开会。


讨论一大纲领时,代表们产生了激烈争论。具体争论些什么问题呢?第一,共产党是否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第二,革命的斗争方式问题。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当同其他政党联合。会场中一大代表们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反映了代表们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心,反映了他们严肃认真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们个个都是光明磊落,心怀热血与理想,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都很坦率。


(四)


正当代表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危险悄悄降临。回顾一大的基本时间序列如下: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24日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25日、26日两天休会,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27日到30日讨论纲领。正当一切顺利进行时,却遭遇不测风云。


7月30日晚上,代表们如前几日一样,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原定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都出席了。然而,会议开始不到半小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声称走错地方,而后迅速离开。


此人是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有斗争经验,当即断定说:一定是侦探,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一分钟之内,代表们疏散完毕,只留下房屋主人李汉俊和广东代表陈公博。果不其然,不久法租界警察即来搜查会场。因此,开会地点必须转移。


最初有代表提议去杭州。陈潭秋回忆说,在上海找不到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因此建议未被采纳。众人正冥思苦想之际,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讲: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南湖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船,以游湖作掩护,敌人不易发现。代表们表示赞同。


第二天,代表们三三两两地到达上海北站,一个多小时后在嘉兴下车。王会悟早就雇好了一条船。船长不到14公尺,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有一个小房间,内放一只铺,有漂亮的席枕。房间后面船艄住船老大夫妇,中舱和船头中间有一个小舱,可睡一个人。船的右边有一个夹道,左边没有夹道。中舱内靠后边放有几枕烟榻,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放一张大八仙桌,还有凳子。这就是被后人称颂的红船。


中国共产党最终诞生在烟雨苍茫的小船中,但当年谁又能想到,这小船有一天会成为红船,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全部动力和希望?历史的宏大开篇,总是在不经意间完成。毛泽东后来感叹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在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代表可能都没有预料到,在南湖这个小船上的会议,会成为整个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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