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把握发展规律 采用科学标准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把握发展规律采用科学标准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史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成功地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国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从生产要素、生产范式、生产组织等方面深度推动产业变革，人类现代化进程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迈进。与此同时，这一背景也带来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深刻变化，国际竞争在全新领域中展开。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是我国强国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

新科技革命下的新型工业化必然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规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总结和把握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用理论指导实践、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且对人类如何解决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具有借鉴意义。

一、新科技革命对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影响

科技革命是工业化的发展动力，推动着产业不断演化变革。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观察西方百余年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提出了“库兹涅茨定律”，即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产业结构逐步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主导演进。其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也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后的重要标志和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变化过程，部分中国学者称之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受此理论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早熟，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贸易失衡、国内就业矛盾等问题。事实证明，这种以制造业萎缩带来的结构演变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却带来了更长期的结构失衡和发展安全问题。而新科技革命带动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改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定义。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制造业生产范式发生改变，技术创新与数字要素对促进制造业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提出，产业融合是体现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分水岭，是形成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分化的关键标志。数字经济条件下，除了分工有利于效率提升外，产业融合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近年来，全球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一改下降趋势转而稳定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作用。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性，而传统意义上产业结构“此消彼长”的变化规律逐渐弱化。为此，以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的作用，实施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近百年来，发达经济体所谓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其他国家转移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产业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以第三产业占比提高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统判断标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需要重新评判。

第二，新型企业组织和新产业生态不断涌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平台型企业和新型产业组织业态。平台型企业对国家、社会、产业和消费者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企业。平台型企业和产业组织模式不仅可以整合双边甚至多边市场，使产品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通过中间平台完成交易，改变了传统企业之间围绕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竞争模式，而且能促使企业之间形成“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平台型企业则通过协调多类顾客之间的需求获取利润。相比其他企业，平台企业通过新的盈利模式、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创生了新业态。

第三，全球贸易结构、贸易对象和贸易条件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版图。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在线购买并以数字方式跨境提供，电信服务、互联网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支柱，同时推动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将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作为实现综合国力跃升的突破口，围绕着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展开博弈。此外，数字技术创造了新产品、新服务，改变了传统产品特性和生产部门构成，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从贸易条件、贸易方式到交易主体等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一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贸易关系将发生改变。以往是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以弥补其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取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因素，因而有可能降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加快贸易全球化向贸易区域化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数字技术带来的贸易替代，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禀赋贸易优势形成较大冲击。二是数字化平台增加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一方面，这有可能造成“赢者通吃”；另一方面，贸易细分化特点的显现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进入特定数字密集型行业领域，赢取市场份额和超越发展的机会。三是贸易对道路、港口等有形基础设施和地理因素依赖降低，将抵消高收入国家在数字密集部门和产品中的一些竞争优势，但会放大制度因素对数字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如隐私保护规定会影响数字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随着更多国家加强数据流动监管和隐私保护，各国贸易条件将不断变化。

二、碳中和目标下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下降，主要是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规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弥补早期造成的环境恶化。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假设环境是可以修复的。与环境影响不同，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一定阈值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并不适用于温室气体减排，“先污染后治理”之路行不通，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必须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前置条件。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签订和碳中和的积极稳妥推进，对于产品生产造成的污染问题更加重视。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大多是处于产业价值链条上游位置，属于低污染、高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则处于污染与排放较高、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在技术落后且面临一些高端技术跨国转移被封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之路存在着更大的挑战。

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碳排放国，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5~8倍。工业作为产生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对于我国整体按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建成美丽中国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是一条绿色的工业化之路，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重要区别就是把绿色低碳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具体主要包括：

一是不断改善工业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载体。稳步推进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建设投产，不断调整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优化能源供需布局，鼓励太阳能、风能、中小型水电站等清洁能源就地、就近为工业生产提供绿色电能。积极开展零碳和低碳工业园区建设。

二是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制造业能效水平。力争中国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重点工业行业能耗水平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发展，针对制造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业态、新流程、新组织方式等发展趋势，对可能出现的能耗、排放以及环境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和预防。

三是构建多层次循环经济系统。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促进工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在企业、园区和区域范围内实现不同层次循环经济。大力发展资源回收产业和再制造产业，利用好国内存量钢铁和有色金属资源，不断减少一次资源消耗。

三、以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

在对新型工业化的研究中，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尚未形成共识。新型工业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差异主要源于学者们对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理解的不同。因此，首先要厘清新型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的区别，明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探究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要素、驱动因素与实施路径，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

如前所述，新型工业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我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工业发展道路的创新。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拥有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中增加了数字要素，这是与传统工业化的最大区别。二是具备新的组织形态。传统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是水平型或垂直型的工厂制、集团制，而新型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出现了网络型的组织。其中，平台型企业除了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还有资源的配置和价格形成的作用，是最新的产业形态。三是形成新的效率源泉。传统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源于分工产生的效率改进，而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源泉则是通过融合产生，比如通过数实融合、产业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效率源泉。四是存在新的约束条件。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生态环境约束，因此过去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最多。

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标准，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比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经济发展，国外的一些学者提出，工业化的社会是物质和能源的产业化，后工业化社会则是智能和信息的产业化。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应该是连续的，工业化就是轻工业化和重工业化，后工业化就是计算、信息和控制。还有学者指出，前工业社会是人和自然的竞争，工业社会是人和机器的关系，而在后工业社会就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和机器并驾齐驱的关系。国外学者显然没有沿用传统的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尽管我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国外学者眼中的后工业社会有着根本区别，但同样需要新的评价标准。传统工业化标准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工业发展，而新型工业化适用于采用新质生产力的标准。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第一，要把判断工业化的水平回归到技术创新上来。传统判断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标准是经济标准，是经济学家研究产业发展趋势提出来的产业结构标准，比如第三产业占比等。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迈向工业强国的过程中，新型工业化要突出技术创新能力。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创了数字经济的时代，数字化转型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数字时代的先进性。从操作的便利性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就看数字要素是否有效地参与价值分配。第三，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占比。具体来说，绿色低碳发展主要看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能源的转型，能源结构要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另一方面是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水平，节能环保产业越发达，污染物排放就会越低，资源回收利用就会越好。第四，工业附加值率逐步提升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已建成全球唯一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我国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除了部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被“卡脖子”外，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率低等差距。以制造强国为建设目标，必须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我国这几年工业附加值虽然在上升，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一些差距。新型工业化的判断标准要把生产率作为重要参考。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要抓住新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顺应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抓住关键矛盾，突破主要制约，化解主要风险，走稳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既定战略目标。

一是不断增强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推动自主创新提档升级。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完善涵盖核心基础技术、关键前沿技术、超前未来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体系。拓宽高技术产业融资渠道，发挥产业体系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吸引海外技术研发成果在中国落地，加强对前沿科技转化成果的市场支持，推动技术加速成熟和产业应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强汽车、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稳定推进工业技术更新换代、转型升级。

二是科学分解碳达峰目标，有节奏、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工业减碳降碳。科学衡量制造业能耗和碳排放，分清“载能”“耗能”区别，对于有市场需求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不能采取简单关停的措施，而是要逐步把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引入碳市场，并辅以财政金融工具优化碳减排资源配置。高度重视大数据、设施农业等非制造部门的能耗和排放问题，制定绿色数据中心发展等战略和相关政策。

三是发挥内需对工业发展的主导带动作用，倡导绿色消费。抓住老龄社会到来、数字经济兴起、技术和经济变革催生的新消费热点，开发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新产品，释放和满足多层次国内消费。增加低碳工业产品消费比重。继续实施对新能源汽车、节能电器、分布式能源系统等低碳产品个人购买的补贴政策，进一步完善充电桩、智能微电网系统等低碳产品基础

设施和消费场景布局。同时，加强绿色消费宣传。弘扬“勤俭节约”精神，广泛开展环保、节能、节水、节材、低碳、低排主题宣传，引导人们转变旧的生活习惯，自觉抵制消费陋习。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价格机制适度控制过度消费、身份消费、奢侈消费，减少浪费性消费和高碳消费。

四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赢合作。推动优势企业海外布局。利用好RECP实施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契机，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和重组能力。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建立中国企业专利技术与标准制定相互支撑的正向循环体系，推动自主标准工业产品成套出口，在对外工程和其他承包合同中推动中国标准的落地。以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重点推动外资量增质升，由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科技项目，形成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

五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推动工业与数字智能深度融合，促进工业深度数字化改造。做优做强信息制造业，强化数字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数字场景创新。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加大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以打破行业管理壁垒为突破口逐步消除行业间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以产业布局优化带动城市群发展。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在更大范围谋划工业的布局优化，打造区域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态势。发挥城镇在聚集要素资源上的平台作用，加快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形成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基础和条件。从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角度，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保障和物质保障，推动农村和乡镇地区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